有哪些惊人的考古发现？

网上有关“有哪些惊人的考古发现？”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有哪些惊人的考古发现？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1974年春，秦始皇兵马俑面世，为了进一步了解陵园的整体布局，考古人员在封土堆周围进行了一系列的勘察钻探。随后，在陵园的东面发现了一处秦朝墓葬群，共17座墓，它们都是东西向的甲字型墓，呈南北一字型排列。

而这个插着箭头的头颅，就是从十五号墓中发掘出来的。经过研究比对，这枚射入头颅的箭头是一种三棱的青铜箭头。在兵马俑坑中，出土最多的兵器就是这种三棱箭头，专家由此推测，配有这种箭头的箭，应该是当时秦国军队的常备武器。

从十五号墓的发掘情况来看，这颗插着箭头的颅骨并没有和脖子相连接，且两只手全都被砍断，一只放置胸前，另一只放在盆骨附近，腰部同样也被砍断，上身和下肢完全错位，整个尸骨显得凌乱不堪。考古人员推测，墓主应该先是被射杀致死，而后又惨遭肢解。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墓主的陪葬品比较丰富。有陶罐、陶壶、环首刀等等，其中一件银饰品器物上还刻有少府二字。少府，是属于中央管层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这些陪葬品规格比较高。

可这就让人疑惑了：墓主被秦弩射杀，又遭肢解，说明杀死他的人和墓主之间有着某种强烈的仇恨。既然有仇恨，为什么还要隆重地安葬墓主呢？疑惑之余考古人员又惊奇发现，从埋葬位置来看，包括15号墓在内的这17座墓应该是给秦始皇的陪葬墓。

这17座墓，甲字型的墓葬形制，且陪葬品丰富，又属于秦始皇陵的陪葬墓，这些都说明墓主的身份尊贵。那么，这些墓主和秦始皇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们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

带着疑问，考古人员又选择性地发掘了11号墓、16号墓、17号墓在内的其余6座墓葬，且在每座墓葬中各发现一具尸骨。经鉴定，这6座墓的墓主，四名是男性，两名是女性，他们的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

此外，除了11号墓的墓主是被勒死，尸骨较为完整之外，其余五具尸骨，都和15号墓的墓主一样，尸体被人为肢解，且陪葬品种类也比较丰富。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为何遭人肢解？在研究未果后，考古人员只得查阅大量史料，希望能找到相关线索。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胡亥除了杀害蒙毅等大臣外，还用僇和矺的方式，杀死了12个王子和10个公主。由此考古人员推测，这17座墓的墓主，会不会就是秦始皇的王子和公主？

注释：僇通戮，是杀死后陈尸受辱；矺，是分裂肢体而杀之，也就是肢解。

墓葬中，目前发掘出土的5男2女，有6个人是被肢解的，史书的记载和考古实物相契合。同时这7具尸骨经鉴定，年龄均在20岁至30岁左右。而秦始皇享年50岁，他有20多岁的子女是合情合理的。

且《史记.李斯列传》也记载：秦始皇的王子公主被杀的时间是秦二世元年春，而考古人员在10号墓以及18号墓中发现有炭迹，这说明挖掘墓穴时天气较冷，修墓人曾经用炭烤火来取暖，史书记载与考古实物相互契合。

另外从17座墓的整体布局中，考古人员也找到了新的线索：这17座墓呈一字型排列，且整齐规矩，说明是一次性埋葬，也就是说这些墓主的死亡时间相距很近。而秦始皇王子公主都是在二世元年春前后被杀，这与同时埋葬的情况又再次相契合。

由此，考古人员推测，这17座墓的墓主可能是秦始皇的王子和公主。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胡亥如此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呢？

公元前209年7月，秦始皇驾崩，赵高先是怂恿胡亥取代扶苏继承帝位，后又通过游说取得了丞相李斯的支持，最后假托秦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并且炮制了一份假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就这样，一纸伪造逼死了太子扶苏，胡亥当上了皇帝是为秦二世，可他心里毕竟不踏实，生怕篡夺皇位的事泄露出去。而且胡亥的兄弟姐妹，也对胡亥坐上帝位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史记》里也有记载：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其属意泱泱皆不服。

当时胡亥就问赵高怎么办？赵高说远骨肉，其意就是进行一场亲情杀戮。兄弟姐妹死后，胡亥或许心有愧疚又或者掩人耳目，给兄弟姐妹一定的礼遇，把他们安葬在秦始皇身边作为陪葬，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这段 历史 虽有史书记载，但不少史学家还是持怀疑态度，因为秦始皇陵未被打开，对秦始皇生前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而这17座墓的考古发掘，一旦墓主是秦始皇子女的身份被证实，将为秦王朝的亲情杀戮提供实物证据：秦始皇的诸位王子公主，是死于骨肉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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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满城汉墓

汉故中山靖王陵，也就是刘备的老祖宗 也有可能是我的老祖宗

当地山下村名“守陵村”，百姓不知为谁守陵。

发掘后，出土的长信宫灯（非常环保）、金镂玉衣（好像是全国出土唯一完整的）以及很多件其他的国宝级文物。

满城汉墓是有 历史 意义的发现！

要说惊人的考古发展，非三星堆莫属！

自1926年三星堆被发现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挖掘。直到1986年，考古队员系统的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后，三星堆遗址才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

三星堆有哪些惊人之处？

第一，没有文献记载

不同与别的考古挖掘，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没有正史能够佐证，同时它也不能与 历史 相互印证。

好似突然出现的一个文明，然后又突然消失。

尤其是出土的青铜树，竟然在《山海经》中找到了类似的原型，更让三星堆充满了奇幻色彩。

南派三叔在《盗墓笔记》中，又给青铜树披上了一层神秘恐怖的外衣，以至于很多网友觉得三星堆是天外来客留下的东西。

第二，占地面积大

三星堆总占地面积有12平方公里，现在挖掘面积在2万平方米。也就是说，我们挖了几十年，才仅仅占了其总面积的千分之二。

第三，已发掘文物的溯源

三星堆出土的金权杖不似中原皇权文化，没听说哪朝哪代的皇帝整天拿根棍耍。

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也无从考证其来源。

最让人惊奇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形象十分夸张，浓眉大眼，粗唇大嘴，不但与我们现在人的长相差异巨大，就是与兵马俑中的人物面相也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我不相信天外来客的说法，我更觉得三星堆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分支，一个神秘且不被人熟知的部落遗迹！

哈民忙哈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偏南约30公里、南距通辽市约60公里的史前聚落遗址。

哈民遗址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之间，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极其罕见，尤其是罕见的房屋结构、房址内大量凌乱人骨、有自身特点的麻点纹陶器、种类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玉器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房屋结构、生活习俗、制陶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南阳府衙最近挖出一个古代造钱厂遗址，最新发现。

考古学家闷共发现多少历史重案？

２９０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初露端倪”，承载至少６万件文物的南宋沉船即将浮出海面，８５公斤的“玉猪”惊现安徽，最早的真丝纺织品出土江西，湖北荆州精美的４层丝绸棺罩举世罕有……２００７年的众多考古发现，令世人用更新的眼光来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考古发现良渚“中华第一城”

尽管“玉器时代”一说尚有争议，但玉器文明在我国文明史上的重要性是不争的事实。从辽河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到黄河中上游龙山文化，都出土了大量文物予以佐证。２００７年，至少有两项考古成果被再次印证。

一项是５月起对安徽凌家滩遗址进行的第五次考古。在这个距今５３００年至５５００年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达２００余件的玉钺、玉璜等精美玉器，其中重达８５公斤的“玉猪”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凌家滩发掘工作负责人张敬国教授介绍说：“这是中国考古史迄今为止最大、最重，也是最古老的‘玉猪’，对研究中国古代制玉工艺和文明起源意义重大！”

更令考古界感到震动的是与红山文化并称新石器时代“玉器中心”的良渚文化的一项发现。１１月２９日，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政府联合宣布，一座２９０多万平方米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史前文明中国最大的城址，堪称为“中华第一城”。

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良渚文明在当时的影响范围占了半个中国，良渚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考古学家张忠培说，１９２８年起对殷墟的发掘确定了青铜文化的文明，现在由于良渚古城的发现可以确定玉器文化的发展阶段。

最早丝织品提供中国丝绸文明新证据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其种类之多，绣工之巧，织造技术之高超，图案花纹之精美，在世界上一直享有盛誉。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把中国称为“丝国”。早在公元前，中国就开始向外输出蚕丝和丝织品，“丝绸之路”因此得名。在这条超过７０００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东亚强盛的文明象征。

２００７年的几项考古发现，再次令人们领略中国的丝绸文明。

２００７年初，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靖安县博物馆联合对靖安县水口乡东周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界专家７月联合考察后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坑多棺越文化墓葬。

除了“１个墓坑放４７具棺木”的特殊墓葬结构外，最令人震撼的是其中出土的一批东周时期保存完好、制造工艺精湛的纺织品。专家们认为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真丝纺织品，将改写中国纺织织造历史。尤其是从６号棺木清理出的朱纹红黑双色织锦，不仅采用朱砂染色，而且经线密度达到每厘米２４０根以上。考古学家通过红外光谱测试了５个纺织样品，发现其中大部分为真丝织品，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制作工艺精湛，证实了当时纺织品缫丝、织造和印染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而在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则清理出另一件罕见的丝织品－－４层丝绸棺罩。据介绍，其中前３层最为精美：在第一层上，绣有凤鸟般的精美图案，上面还有丝织品做成的锁形物，据称是避邪之用；第二层上，抽象的花纹图案更加细密；第三层上，竟出现神秘的人形图案。荆州市文物局局长阎频称，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同时代保存最好、层数最多的丝绸棺罩。

严文明说，这两个墓葬集中发现的精美丝织品，印证了中国高度的丝绸文明。

“南海Ⅰ号”引领的中国远洋贸易畅想

２００７年，另一项考古项目“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引人关注。

“南海Ⅰ号”为南宋时期商船，约长３０米，宽１０米，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２０海里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在先期的探捞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四个一平方米左右坍方里就清理出近四千件精美的瓷器，令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感到震动。而按照这条船的载货量计算，文物总数将达到六万件到八万件，其烧制之精美、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世界罕见。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艘船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价值非凡。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打捞“南海Ⅰ号”工作正式启动。由于“南海Ⅰ号”沉没海底８００多年，历经海水的冲刷、腐蚀，船体已非常脆弱，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古船及船上文物，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南海Ⅰ号”采取“整体打捞”的方案，即制作一个巨型沉井，将沉井压入海底淤泥后，整体罩住沉船及其周围淤泥，然后再从沉井底部穿引３６根钢梁，形成一个密封的“钢箱”，最后把“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

据了解，“南海Ⅰ号”将于１２月底前后出水，然后放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水晶宫”。张忠培表示，毫无疑问，“南海Ⅰ号”是研究我国古代海洋对外贸易的重要实据。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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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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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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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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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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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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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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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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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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